《禅的行囊》是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继《空谷幽兰》后又一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者和研究者，作者于2006年春进行了一次穿越中国中心地带的旅行，追溯了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支脉之一的禅宗，其各代祖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游历经历，并诉说了他多年来对禅的深深体悟。
对于禅宗六代祖师道场的寻访在城市里行走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荒野山间逗留的时间。这也是由于禅的特殊决定的：禅宗的禅法让它有了众多的信众，这决定了道场必然在交通不那么闭塞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往往就在城市周边，或者干脆就在城市里面。
这样一场行走是不易的，并不是在于寻访的难度，而在于不断地需要在城市和荒野，发达的城市生活和古朴的禅中穿梭。
突然想到，在这个寺庙越修越大，越来越华丽的时代，禅宗的行囊是不是太重了些，是不是应该舍弃其中一些呢？
比尔波特的独特在于他是一个真实了解中国的人，了解佛法的人。他的这种真诚的了解让我们这些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心生惭愧。对于文化的跨越始终是令人尊敬的。我想，如果放在几百年前，比尔波特的功绩或许可以和马可波罗相提并论，放在一千多年前，或许他就是那个驾舟远来的菩提达摩。
《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传》记载：佛陀在灵山会上，登座拈起一朵花展示大众，当时众人都不明所以，只有摩诃迦叶微笑了一下。于是佛陀告诉迦叶，我有正眼法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付诸于汝。
这次传授是禅的真正源头，从此以后，传到第28代菩提达摩那里，由他带来中土，又历经六代，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了我们熟知的六祖慧能以后，一花开五叶，演变为如今禅宗的五大流派：沩仰，临济，曹洞，法眼，云门。
值得一提的是，禅宗寺庙的称谓也很有意思，包括：监院（库房负责人），知客（客堂负责人），僧值（又名纠察），维那（寺院监察），典座（斋堂负责人），寮元（云水堂负责人），衣钵（方丈堂负责人）及书记等。
所谓的禅宗公案指的是，禅师在示法时，或用问答，或用动作，或二者兼用，来启迪众徒，以使顿悟。这些内容被记录下来，便是禅宗公案。大约有一千七百余则，内容大都与实际的禅修生活密切相关。
禅始于宗教，但并未止步于此。本文所谈种种证悟是一种挣脱语言束缚，直指人心的交流方式，与信仰无关。刘长卿在诗中写到“溪花与禅意，相对亦忘言”，俞伯牙遇见钟子期，并不多说一句，只以高山流水谢知音。类似于这样的心领神会让“不立文字”成为可能，禅也因此有了“欲辨已忘言”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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